作者|范从来（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编者按：2021年10月16日-17日，由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和我校联合主办，我校经济学院、中国共同富裕研究院联合承办的“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发展理论创新与实践”研讨会暨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第23届年会在浙江嘉兴成功举办。来自我校及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西北大学、同济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40多所高校百余名专家学者参会，围绕“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发展理论创新与实践”展开学术交流，为中国经济立足新时代、把握新阶段、构建新格局提供智力支持。主题发言环节，参会专家围绕年会主题做了精彩发言。本期刊登范从来教授的发言内容。

总书记提出在高质量发展当中，要实现共同富裕。我们在嘉兴开这样一个会议，来探索中国共同富裕之路应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我觉得中国的共同富裕之路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我认为，益贫肯定是共同富裕的关键。

一般认为，按照库兹涅茨分析，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起来以后，收入差距会扩大，但是过了那个拐点以后，差距会缩小，也就是说只要把蛋糕做大，一定会把蛋糕分好。但是从世界主要经济体发展来讲，包括《21世纪资本论》的结论，蛋糕做大了，并不等于蛋糕一定能分好，因为世界主要国家，尤其是二次大战以后，收入分配经过简单的缓和以后又迅速恶化，恶化程度甚至比二次大战之前程度还要严峻。所以我们说共同富裕应该说是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

中国目前收入差距属于中等偏高阶段，考虑到财富因素的基尼系数在统计上更为复杂些，但是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加大的速度比较快。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把共同富裕作为“十四五”发展主要内涵。8月17日又提出，为了解决共同富裕问题，我们要考虑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之间这样一个完整的体制建设。我为什么讲益贫是关键？现在谈共同富裕，一方面是说明不能认为把蛋糕做好了一定能分好蛋糕，也就是说做好蛋糕的同时，也要解决好分配的问题；另外我们的蛋糕必须，也迫切需要做大、做好，要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如果要基本实现现代化，当前按照一般的标准来讲，4万到6万美金，而我们国家目前才刚刚过了1万美金。这说明什么概念？现在要实现共同富裕，又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是在动员全体人民共创做大蛋糕和做好蛋糕的同时，再去分好这块蛋糕，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没有共创就没有共同富裕。

如果用这个图来讲的话，X轴讲的是收入分布，Y轴讲的是人口，我们国家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之前，很大一部分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所以说要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以后，很多人超过了这个贫困线，这个尾巴很小，大部分社会情况发生改善。甚至到了2020年，完全消灭了贫困，所有人告别这个贫困线。问题是什么？整个经济发展起来以后，收入差距拉大，比如说从这个尾巴一直到这个尾巴，所以从图上来讲，有没有可能性，既能共创又能共享呢？有没有可能让整个经济发展分布从原来A2到A3转变到A4，A4是什么？高收入人群继续获得经济发展的增量，但是让中位数以下的人群实际上能够往前移，增长过程中，让这部分的人群获得增长当中更多的分成，形成这样一个分布的时候，大家都能发展，同时共同富裕的程度得到提高，差距会缩小。也就是说，中国讲的是什么？保障最低层，提低扩中层，激励较高层，实现有效的激励。

而这样的一种发展思路实际上是1999年亚洲银行提出的益贫式增长。这样的理念和行动，理论上应该是成立的。当然考虑到我们国家已经消灭了贫困，如果是益贫的话，可能不是很妥当，所以我在想，能不能亲中低收入式增长？增长当中有利于中低收入，过去以效率优先，把效率和公平能够兼顾，称之为包容性发展，实际上与亚行所谓的益贫式增长本身，在内涵上是统一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计算了中国这几年减贫增长弹性，经济增长变化带来的贫困变化的百分比，0以下的是益贫的，我们国家主要是在2015年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不是益贫的，大多的时间是益贫。而且过去几年进行减贫攻坚战，可以看到减贫的速度是在迅速增加。

我们也计算了最近几年为了从减贫增长弹性里分解出哪些是来自于分配的改善，哪些是来自于增长的情况，那么我们计算了关于减贫增长的增长率，总体来讲还是具有减贫性，但是发现最近几年减贫等值增长率是往下走，中国经济增长下降以后，减贫效果受到冲击。那就是说我们在高速增长时代，减贫设立，现在到了中高收入的时候，我们的思路要做一定的调整。

我们发现经济增长下来以后，减贫等值增长率也是处于下降状态，大家知道，浙江是共同富裕的示范区，江苏、浙江应该是两个很好比较的区域，我们分别记录了浙江、江苏以及全国的减贫等值增长率，大家发现，浙江、江苏的减贫性高于全国，浙江优于江苏，2005年到2006年的时候，浙江和江苏相比的话，它的益贫性比江苏高了20%，但是到了2014年到2015年高出了1.57倍。我这里不是讲江苏、浙江怎么样，而是说江苏和浙江处于中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区域，他们的发展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我们对影响经济增长益贫性的因素进行了分解，有一些发现，比如说浙江的经济增长益贫性是3.85，而江苏是1.47。同时也发现，物价水平的稳定比经济增长的益贫更性重要，经济增长的益贫性是正的，物价不稳定的话，反向冲劲还高于这个。所以益贫本身既是个分配问题，也是个宏观政策问题，也就是说，增长与稳定相比较，稳定带来的益贫性要远远高于增长本身。而我们大家也知道，经济下行，首先受损的是中低阶层，比如说企业减人工，降低工资，所以说要增长，更要稳定。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发现是什么？民生支出这块无论是江苏还是浙江，都是负的。实际上效率公平之间要兼顾什么？效率来自于市场，公平主要是政府支持二次分配。二次分配里面民生，应该是有利益贫的，是负的，浙江的高于江苏，这个需要去进一步去分析。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也进一步分析了，我们要如何解决好初次分配和三次分配，但是实际上二次分配也需要进行讨论。围绕这个问题我们也讨论了财政支柱的结构，我们也做过分析，究竟怎么样的财政支出更有利于益贫性？分解为补助类和发展类。结果发现财政支出总体对益贫意义重大，但是补助对益贫作用比较直接，起效比较快，发展类支出影响存在着滞后。第二，各类财政支出对农村的益贫支出总体比较低，相比较而言，发展类支出虽然有滞后，但是科教支出能提高农村的人力资本水平，医疗支出能改善农民的健康状况，这些有可能长期影响浙江农民收入改善，影响农民的生活。实际上这次财经委要求对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进行系统性的设计。建设中国特色共同富裕道路，既要研究初次分配问题，也要解决三次分配问题，同时二次分配也存在着很大的优化空间。大家一起来研究，努力为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贡献我们的智慧。

文章来源：嘉兴学院经济学院公众号推文